看《历代大师》，跟伯恩哈德学习嘴臭。这本《历代大师》讲得是一位丧妻老人、一位艺术批评家的絮叨。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历代大师开炮，以及开足马力地进行人身攻击，两百六十多页没有分段一骂到底。我直到读完都讨厌他，特别是讨厌他那种自命不凡、带点神经质的姿态，以及他表现出来的对别人的生活与智力活动的傲慢与轻侮，以及其间暗含的古旧的性别、职业、阶级歧视等等。但读到最后我还是有点鼻酸。我觉得他很可怜，也很笨拙。他大概是那种就算喜欢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喜欢的男人，而且十分个人中心、思维过剩。他写的很多讥讽我曾经都想过，只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而且也不把它当回事，因为我的人生还有许多建设性的工作要去做。但他已经八十多了，整篇都是他的叙述，他喜欢的两个人——无论是那位博物馆员工，还是这篇文章的记录者——都是从来不发表观点的耐心的倾听者。他老了，许多话重复了很多遍，不太连贯。他虽然很刻薄，但也很真诚，因为到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必要掩饰什么了。他在他妻子死后就已经盖棺定论。最后一部分读着读着有点喘不过气，分了好几次才读完。我讨厌他，可能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未来的影子。我们以为投身于艺术或者有什么精神追求就能豁免在苦难中遭罪，历代大师会给予我们走过苦难的力量，但是到最后他们都会抛弃我们，只有与我们形影不离的人在支持我们，即使他们对我们思考的东西并不关心，而且我们可能只有在失去他们时我们才能意识到这点。我们讨厌人群，却也离不开人群。我们卑微、懦弱，和我们讨厌的人一样。
人们到博物馆里来不是出于兴趣，人们对艺术没有兴趣，至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艺术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所以参观博物馆，只因为他们听说这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
不管您相信与否，我比先前更依恋生活，现在我确实是难以克制地抓住生活不放松，他昨天说。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我现在的确比她去世前活得更充实。当然为了能够做到像今天这样考虑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这样考虑已经不再不好意思，他说。使我感到特别郁闷的是，像我妻子这样一个拥有巨大接受能力的人，带着经我传授给她的广博知识离开了人世，就是说把这些巨大的知识积累通统带进了坟墓，真是难以置信，这比她死去更不可思议，他说。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知识掏出来给了这样一个人，而她离开了我们，死去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说。而且她的死突如其来，我们没有预见到这个人的死，我不曾有片刻预想到我妻子的死，他说，仿佛她确实带着我的知识作为永恒生活进了永恒，他说。确实她的死来得太突然，他说。我们把这样一个人的生命视为永恒，这是错误的。
现在的伊尔西格勒可不一样了，他比那些整天把艺术史挂在嘴上的人强多了，这些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关于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他们每天赶着十几个班的学生经过博物馆的展厅，用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蠢话去毁掉这些幼稚孩子们的一生。伊尔西格勒可比这些卖弄艺术史知识的蠢猪强多了。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雷格尔说。艺术史家鼓唇弄舌谈论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艺术活生生地被艺术史家谈论致死。雷格尔说，在这儿我坐在长椅上，每逢看到那些搞艺术史的人赶着一拨一拨儿茫然无助的参观者走过，我经常想，这些参观者真是太可怜了，搞艺术史的这帮家伙把艺术从这些人身上给驱逐了，彻底地给赶跑了。雷格尔说，搞艺术史这帮人的这种生意是生意当中最卑鄙的，一个喋喋不休的搞艺术史的人，搞艺术史的人都喋喋不休，活该让人用鞭子抽，活该让人用鞭子赶出艺术世界，他说，对一切搞艺术史的人都应该这样对待，搞艺术史的人就是真正的消灭艺术的人，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这些人消灭艺术。他说，每逢我们听他们谈论艺术，我们都会觉得恶心，他说，我们听他们谈论，同时我们看到他们谈论的艺术如何正在被消灭，艺术史家用他们的胡说八道使艺术萎缩，把艺术毁灭。他说，成千上万的艺术史家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艺术、毁坏艺术。艺术史家的确是杀害艺术的刽子手，如果我们去倾听他们的谈论，那么我们就是这些刽子手的帮凶，哪里有艺术史家出现，那里的艺术就被毁掉，这是事实。雷格尔说，因此在我这一生里没有什么比艺术史家让我更恨的了。
我们这个时代作为整体早就使人无法忍受了，雷格尔说，只有在我们能看到片断的地方，那里才是可以忍受的。完整、完美，都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喜欢哲学和整个人文科学，从总体上说是因为它的绝对茫然和无可奈何。我们真正喜欢的书只是那些不完整的、杂乱无章的和茫然无助的。雷格尔说，对待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一个人也好，我们所以特别喜欢他，也是因为他的茫然，他的不完整，因为他的杂乱无章和不完美。……。雷格尔说，一个好的头脑是寻找人类缺点的头脑；一个非凡的头脑是一个去寻找人类的缺点，并能找到的头脑；一个天才的头脑是这样一个头脑，它在找到缺点之后还能指出来，并且利用一切其拥有的手段指给人看。
中午前后的参观者越来越多，多半是团组，最近来自东欧国家的特别多，连着好几天我看到来自格鲁吉亚的团组，由会俄语的解说员在展厅里轰赶着，用“轰赶着”一词很恰当，这些团组不是在博物馆里走，而是跑，是在匆忙赶路，他们实质上对参观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到维也纳这里一路上过多的参观游览已经让他们的感官和头脑十分疲劳。
意大利人天生富有艺术鉴赏能力，他们仿佛生来就是行家里手。法国人在艺术史博物馆里毋宁说感到无聊，而英国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俄国人对所看到的一切赞叹有加。波兰人看一切都带有傲慢的神情。德国人在艺术史博物馆展厅里的整个时间都在读展品目录，几乎不看墙上挂着的原作，他们走在博物馆里按着目录册的指引，越来越卑躬屈膝地爬行在目录册中，直到进入目录册的最后一页，就是说直到他们人离开博物馆到了外边。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他们只有少数人来艺术史博物馆，不算那成千个学校班级，他们每年按规定必须来艺术史博物馆参观。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这种参观对学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这些老师用他们那狭隘的教训，扼杀着学生在参观艺术史博物馆时心中对绘画及其作者产生的任何柔情和敏感。这些老师一般来说麻木、迟钝，会很快把托付给他们的学生心中对绘画艺术的感觉毁掉，不仅如此，他们带领的学生最终都将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们头脑迟钝，讲解肤浅乏味，在他们带领下来博物馆参观，很可能将会是每个学生最后一次参观博物馆。跟他们的老师到艺术史博物馆参观一次，这些学生一辈子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奥地利老师大多数都头脑迟钝，直至今天仍在肆无忌惮地反对学生对艺术和艺术活动的渴望，每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自然地对艺术感到欢欣和着迷，老师们则目光狭隘，本能地反对学生对艺术的欢欣和着迷，他们把艺术和艺术活动庸俗化，降低到他们自己那一知半解的认识水平上，在学校中他们把艺术以及艺术活动，总的来说变成他们组织的那些吹笛子及合唱活动，学生们能对其产生兴趣吗？因此，从一开始老师们就把他们的学生通向艺术之路给封锁了。……。说到艺术，老师们不仅仅是阻碍者和毁灭者，总的来说老师总是生活和生存的阻碍者，他们不去教会年轻人怎样生活，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启蒙和启发，让生活确实成为他们完善自我的、取之不尽的财富，而是消灭他们的生活，不遗余力地这样做。我们的大多数教师是些可怜的人，似乎他们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阻碍大多数年轻人的正常生活，使他们对生活消沉和沮丧。挤进教师这个职业中来的只是中产阶级下层那些感情用事的、变态的、思想狭隘的人。教师是国家的帮手，既然今天奥地利不管精神上还是道德上都是一个完全残疾的国家，一个让人从中明确看到什么是野蛮、堕落和全面混乱的国家，那么教师在精神上抑或道德上自然也是残疾的、野蛮的和混乱的。
国家认为，儿童是国家的儿童，于是也就与此相应地行动，几百年来施展其毁灭性的影响，事实上是国家在生孩子，只有国家孩子才被生到这个世上来，这是事实。
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知道国家，教我们知道国家里的让人害怕与恐惧的一切，国家里的一切虚伪和谎言，只是不教我们知道，国家就是这些让人害怕与恐惧的一切，就是虚伪和谎言。
我们了解的艺术史就是彻头彻尾的令人沮丧的天主教绘画史，选取的题材不是天上就是地狱，从来没有来自人世间的。
如果您腾出时间来，比平常更深入地去读歌德，远比通常更集中精力，远比通常更放肆，那么到最后您会觉得您读得很可笑，不管您读的是什么，只要您比以往更经常地去读，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很可笑，即使那最智慧的最终也会成为愚蠢。多么不幸啊，您要是深入地去读，您就毁掉了一切您读到的。
这些历代大师其实也不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人作画的，历代音乐大师和历代伟大作家也不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而进行创作的，他们中从来没有谁是为了像我这样一个人作画、作曲或者写书的，他说。艺术不是为了让人彻底观看、彻底聆听和彻底阅读的，他说。这种艺术是为人类中很可怜的那部分人制作的，为那些普通人、寻常人，我要给您说，是为那些轻信的人。
每种艺术都会消失在历史的无助和可笑中，在历史的垃圾中，与一切其他事物一样，我们就是要充满自信地相信有高雅的和崇高的艺术存在。
如果说施蒂夫特将高雅的文学变成煽情工具，那么海德格尔，黑森林山区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把哲学当成了廉价煽情的工具，海德格尔和施蒂夫特各按自己的方式将哲学和文学当成了廉价煽情的工具。海德格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一代人以及战后那一代人追随的对象，为了研究探讨他，他们写了大量的思想狭隘、令人生厌的博士论文，他还在世时，我就总是看到他在黑森林山区他家里的长凳上坐着，身旁是他的妻子，过分热衷于织毛线活的她，用亲自从海德格尔绵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不停地为丈夫织冬天穿的长腰袜。我所能看到的海德格尔，总是坐在他在黑森林家中的长凳上，在他妻子的身旁，妻子在与海德格尔共同生活中完全控制了他，所有他穿的袜子都是他妻子给织的，所有他戴的毛线帽子都是他妻子给钩的，她给丈夫烤面包，纺织他用的床上用品，甚至给丈夫亲手做家里穿的拖鞋。雷格尔说，海德格尔是一个矫情的人，雷格尔说，跟施蒂夫特一样，但远比施蒂夫特更可笑，施蒂夫特的确是一个悲剧人物，跟海德格尔不一样，海德格尔总是很滑稽，具有和施蒂夫特一样的小市民习性，同样可怕的狂妄，海德格尔是阿尔卑斯山前的弱智者，我想，与德国的大杂烩哲学一拍即合。他们从未对任何一个哲学家像对海尔那样，几十年如饥似渴地吃他喝他，用他来填满那德国的语言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肚子。雷格尔说，海德格尔的相貌一般，没有一张显示睿智的面孔，地地道道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幻想，没有敏锐的感受力，是纯粹的德国哲学的反刍动物，一头不断怀孕的哲学牡牛，被放牧在德国的哲学里，然后几十年里在黑森林排泄出一摊又一摊具有诱惑性的俏货。海德格尔是所谓的哲学上的骗婚者，雷格尔说，能够成功地使整个一代德国的人文学者晕头转向找不到北。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史上一段让人反感的插曲，雷格尔昨天说，所有的德国科学界人士都曾参与或正在参与这段插曲。今天人们仍然没有看清海德格尔的真面目，虽然他消瘦了，但人们仍在挤海德格尔奶。在坐落于托特瑙贝格的木屋前，穿着鼓鼓囊囊灯笼裤的海德格尔对我来说剩下的只是一张披露真相的照片了，戴着黑森林山区便帽的思想市侩，脑子里沸腾的总是德意志的愚钝，雷格尔说。到了我们上了年纪时，我们已经跟随追求了许多可怕的时尚，所有的这些艺术、哲学时尚，以及日用品时尚。一个风行全德国的哲学时尚到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可笑的照片和更加可笑的文字，海德格尔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海德格尔是哲学市场的叫卖者，带进市场的是盗窃的赃物，他的一切都是二手货，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后思想家的典范，他的确缺少独立思考所需要的一切。海德格尔的方法是肆无忌惮地把别人的伟大思想变成自己的渺小思想，的确如此。海德格尔把伟大的一切变得如此渺小，以至于它很适合德国国情，您懂吗，雷格尔说，适合德国国情。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的小市民，让德国哲学戴上了他那俗不可耐的睡帽，海德格尔在任何场合总是戴着俗不可耐的黑色睡帽。海德格尔是德国人的拖鞋和睡帽哲学家。
我恨人，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我生存的惟一目的。
他说，只要我的父母还活着，那对我来说就是地狱。我的父母阻碍了我的一切。他们对我的保护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压制，几乎将我保护得连命都没有了。只有我父母死去，我才能生活，当我父母死掉了，我就活起来了。……。父母们通常总是虚伪地说生孩子就是奉献一个生命，实际上的情形怎样呢？完全是把深深的不幸生到了世上，给这个世界带来痛苦，尔后大家又总是对这深深不幸的到来感到吃惊。……。说曾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样说是在为父母开脱，这无疑是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个弊端，他说。我们庇护了父母，而不是一辈子去控告他们生产人这一罪行。
每当我们长时间地观看一幅画，如果它是一幅特别严肃的画，那么我们必须把它变成一幅漫画，他说，我们才能忍受，同样我们必须把父母变成漫画中的人物，把我们的顶头上司、把整个世界变成漫画，他说。……。他说，不管是哪一件艺术作品，都可以被弄成滑稽可笑，它很伟大地出现在你面前，顷刻之间您就能让它变得可笑，对一个人也是如此，您非把他弄得可笑不可，别无他法。但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可笑的，大多数艺术品本来就是可笑的，雷格尔说，您不必再费事去把它们弄得可笑了，不必再把它们变成漫画中的人物了。
他说，只有我们最终能觉得是可笑的，我们才能掌握它，只有我觉得世界及在其中的生活是可笑的，我们才能继续生活下去，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他说，处在赞叹的状态中我们坚持不了多久，如果不能及时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就走向灭亡。我这一辈子总是远离赞叹这种精神状态，赞叹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事物，既然没有奇迹存在，赞叹之于我也就总是陌生的，没有什么比我看到人们在赞叹更让我厌恶了，这些人患有某种赞叹病。您走进一座教堂，看到人们在赞叹，您走进一家博物馆，看到人们在赞叹。您去听音乐会，那里人们也在赞叹，这是多么讨厌。真正的理智是不会去赞叹的，它注意到了，它尊重，它重视，这就够了。……。赞叹的状态是一种弱智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种状态中生存。
维也纳是个文化概念，尽管在这里几乎早就没有文化了，终有一天在维也纳真的什么文化也没有了，但它仍然始终是一个文化概念。维也纳将永远是一个文化概念，这里文化越少，文化这个概念就越顽强。
我无法忍受这种所谓作家作品朗诵会，雷格尔说，坐下去朗诵自己的废话，这些人朗诵的净是废话、垃圾。他们年轻时这样做还可以，雷格尔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年，或者快五十岁了，甚至超过了，那么这样做就特别令人反感。
一切时尚的东西都让我反感。可能我患有被称为艺术个人主义的毛病，涉及艺术，我想让一切只归我个人所有，我想独自拥有叔本华，我想有我的帕斯卡，我的诺瓦利斯，我深爱着的果戈理，我只想我自己拥有这些艺术作品，这些天才的艺术作品，我想独自拥有米开朗基罗、雷诺阿、戈雅，他说，我几乎不能容忍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人拥有和享受这些艺术家，这些天才的作品，想到除了我还有第二个人哪怕只欣赏雅那切克[插图]、马蒂努[插图]，或者叔本华，或者笛卡儿，有这想法我都觉得无法容忍，更别说成为现实了，那是我几乎忍受不住的。我想要成为惟一的，这自然是骇人听闻的观点，雷格尔当时说。我是一个占有思想者，雷格尔当时在他家里说。我乐于相信，戈雅只为我一个人作画，果戈理和歌德只为我一个人写作，巴赫只为我一个人作曲。由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妄想，是极端卑鄙的谬论，归根到底我始终是个不幸的人，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雷格尔当时说。尽管这想法荒唐，雷格尔当时说，每逢我读一本书时，在感觉和理智上我都认为这本书只为我而写，每逢我看一幅画，在感觉和理智上我都认为这幅画是只为我而画的，我听的乐曲也只为我而谱写的。于是我读、听和看当然读、听和看进极大的错误中去，然而却是很大的享受，雷格尔当时说。
他边看着《白胡子男人》边说：一年前，我妻子去世前不久，我还愿意在维也纳转上几个小时，现在我可没有这份雅兴了。妻子的死使我身体变得虚弱了，我不再是她去世前的那个我了，他说，维也纳也变得丑陋了。在冬天我想，春天将拯救我，到了春天我想夏天会拯救我，在夏天我又想秋天，在秋天，冬天，总是这样希望下去。这自然是令人不快的性格，这是我天生就有的性格，我不说，多好啊，是冬天了，冬天正好适合你，就像我不说，春天，这正好适合你，像我不说秋天，它正好适合你，夏天，如此等等。我总是把不幸推到我得在其中生活的季节，这就是不幸。我不属于那些享受现实的人，就是这样，我属于那些享受过去的不幸的人们，这是事实，总觉得现在是侮辱，这是事实，雷格尔说，我觉得现实是侮辱是难以忍受的，这是我的不幸。
您想逃避音乐，但您逃避不了，这个时代完全为音乐所伴随，雷格尔说，这是灾难。今天全面音乐时代开始了，在北极和南极之间您到处都得听音乐，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在海上还是在荒漠，雷格尔说。人们日复一日被音乐塞满，以至于他们早就失去了对音乐的感觉。这可怕的景象自然也影响着您今天听的音乐会，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音乐了，因为整个世界上的音乐都是不同寻常，在一切都异乎寻常的地方当然也就不再有异乎寻常了，雷格尔说，如果仍然还有几个可笑的技艺高超者竭力要异乎寻常，那简直令人感动，因为他们无法做到。这个世界上音乐无所不在，雷格尔说，这是不幸，在每一个街角您都听到异乎寻常的、完美的音乐，以至于您早就得堵住所有的听觉通道，否则就要发疯。今天的人患有病态的消费病，雷格尔说，除此以外他们一无所有，今天控制人们的工业如此推进音乐消费，直至把所有的人都毁掉；人们今天经常谈论垃圾，谈论毁掉一切的化学，然而音乐在这方面比垃圾和化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跟您讲，最终音乐会把一切全面毁掉。
我从窗户朝下看见大街上人来人往，满载着衣物和食品，望着他们我觉得恶心。我想，我不想回到这些人中间，不回到这些人那里，又不存在其他的人，他说。在往下看时我意识到，不存在与下边兴格尔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不同的另外的人。我往下边看，憎恨兴格尔大街上这些人，我想我不要再回到这些人那里，他说。我不想再回到卑鄙和可怜中去，我心里说，雷格尔说。我从几个抽屉柜里拉出一些抽屉，把我妻子的一些照片和文稿拿出来放到桌子上，仔细地看着，亲爱的阿茨巴赫尔，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得说，我边看边哭。我突然毫无拘束地、尽情地哭了起来，几十年我没有哭了，现在我突然尽情地哭了，他说。我坐在那里任凭我的眼泪流淌，我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他说。几十年没有哭过了，自童年起就没有再哭，现在我突然尽情地哭起来，他在国宾饭店对我说。我什么也不掩盖，什么也不隐瞒，他说，八十二岁的人了，没有什么要掩盖和隐瞒的了，他说，因此我也不隐瞒，我突然痛快地哭了起来，连续好几天哭个没完，他说。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写给我的那些信，那些她多年做的笔记，痛苦不已。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自然而然习惯了与一个人相处，几十年爱这个人，最终爱她爱得胜过一切，与她链接在了一起，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个人，的确仿佛失去了一切。我一向总以为，音乐是我的一切，有时候觉得哲学也是如此，那崇高的、最崇高的写作也是如此，总而言之，艺术是我的一切，然而所有这一切，整个艺术，无论称作什么吧，与我们这惟一亲爱的人相比也都毫无意义。我们如何伤害了我们惟一亲爱的人呀，他说，我们如何把这可爱的人推进成千上万的痛苦中去呀，我们如何折磨了我们深爱着的这个人呀，我们爱他胜过爱任何其他人，雷格尔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最爱着的这个人去世了，会让我们良心上承载着可怕的内疚，雷格尔说，让我们不得不怀着深深的可怕的内疚在他死后还活在这个世上，有朝一日被这深重的可怕内疚而窒息，他说。所有我一生中收藏的、并带到兴格尔大街的家中来的、满满地放在这些书架上的书，归根到底没有什么用处，我妻子离我而去，剩下我孤独一人，所有这些书籍和文章都是可笑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抱紧莎士比亚或者康德，但这是荒谬的见解，莎士比亚和康德，以及一切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所谓大师，恰好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刻将我们丢下不管，雷格尔说，对我们来说，他们没有帮助解脱，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慰，他们只是让我们忽然觉得恶心和陌生，一切这些所谓大师和巨匠所思考的然后著述下来的都让我们无动于衷，雷格尔说。我们总以为，在决定性时刻，在我们生命的关键时刻我们始终能够依靠这些所谓大师和巨匠，我们错了，正是在我们生命的关键时刻，我们被这些巨匠和大师，被这些如人们常说的不朽人物抛弃，他们在我们生命的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仅仅是，让我们就是在他们中间也是孤独的，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出去听凭命运残酷的摆布，雷格尔说。仅仅只有一个人帮助了我，那就是叔本华，雷格尔在国宾饭店对我说，因为我直截了当只为了生存下去而滥用了他。包括歌德、莎士比亚和康德等所有其他人都让我恶心，于是我绝望地直接冲向叔本华，与他一起坐在面朝兴格尔大街的窗户旁，坐在那丑陋的洛斯扶手椅上，为了能活下去，我忽然想活下去，不去死，不跟随妻子死去，而是活下去，留在这个世界上，您听见我说的话了吗，阿茨巴赫尔？雷格尔在国宾饭店说，当然我所以能以读叔本华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因为我为我的目的滥用他，的确以卑鄙的方式歪曲了他，雷格尔说，我把他完全作为我活命的药，事实上他与那些我上面提到的大师一样并非是让我生存下去的灵丹妙药。我们一辈子依靠那些伟大人物，依靠所谓历代大师，雷格尔说，结果大失所果大失所望，他们在您生命的决定性时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收集伟大人物、历代大师，以为在决定性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把他们派上用场，这也可以说就是为我们的目的滥用他们，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我们用这些伟大人物和这些历代大师装满我们的精神保险箱，在生命的决定性时刻我们寻找他们的帮助，但当我们打开这精神保险箱，它空空如也，这是事实，我们站在空空的保险箱前看到我们如何孤单，如何确实一贫如洗，雷格尔说。人们一辈子在各个领域进行收集，最终仍是孤家寡人，孑然一身，雷格尔说，其精神财富方面也是如此。我收集了多少精神财富啊，雷格尔在国宾饭店说，结果还是空空如也。只是通过狡猾的伎俩我才能利用叔本华作为我生存下去的手段，雷格尔说。突然之间您懂得了什么是空空如也，您站在成千上万册书籍文章中间，它们完全抛弃了您，让您变成孤家寡人，它们突然变成了您周围这可怕的一片空虚，雷格尔说。
我们憎恨人，然而又想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只有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中间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才不会变得发疯。形影相吊的状态我们坚持不了多久，雷格尔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孤独一人生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离群索居，我们劝慰自己可以单独一人生活下去，雷格尔说，然而这都是梦幻。我们以为不与人交往没有关系，我们甚至以为，一个人没有我们也能生存，这都是幻想，我们只与我们自己在一起才有机会，只与自己孤独一人，这是异想天开。没有他人我们一点生存下去的机会都不会有，雷格尔说，不管我们能有多少伟大人物、能够有多少历代大师作为伙伴，他们都代替不了人，雷格尔说，最终我们会被尤其是这些所谓伟大人物，被这些历代大师抛弃，我们看到，我们受到这些伟大人物和历代大师的最卑劣的讥讽，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与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和历代大师始终只存在于一种讥讽的关系中。
所谓低等阶层，事实就是如此，与上等阶层一样的卑鄙无耻，一样的虚伪。这是这个时代令人厌恶的标志之一，人们总是宣称，所谓简单的、被压迫的人是善良的，其他人是邪恶的，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作呕的谎言，雷格尔说。人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耻、卑鄙和虚伪，雷格尔说。那保姆一点也不比所谓统治者好，事实上今天情况正好相反，如同今天一切都是颠倒的，雷格尔说，那保姆今天就是统治者，而不是相反。
世界多么阴森可怖，没有人能在其中得到庇护，没有任何一个人，雷格尔在国宾饭店说。现在雷格尔看着《白胡子男人》说，我妻子的死不仅是我最大的不幸，她的死也把我解放了。随着我妻子的去世我自由了，他说，我说自由，我的意思是彻底自由、全面自由、完全自由，如果您知道或者至少预感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不再等待死亡了，我不去想，它自己也会来，它何时到来，对我已经完全无所谓了。最亲爱的人的去世也是我们整个体系的大解放，雷格尔现在说。带着这完全自由了的感觉我已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说，现在可以让一切都冲我来吧，的确让一切都来吧，我不必去抵抗了，我不再抵御了，就是这样，雷格尔现在说。
艺术从总体上说也只不过是活命艺术，这一点我们不可忽视，它是一种尝试，即以一种连理智也为其动容的方式，去克服这个世界及其令人作呕的一切，我们知道，要能实现这一目的只有借助于谎言、虚伪和自欺欺人，雷格尔说。这些艺术作品就是充满了谎言、虚伪和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再撇开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常常是高超的艺术技巧不说，那里边就没有什么了。此外，所有这些艺术作品是人的绝对无能为力的表现，无法对付自身以及一生一世在他周围的一切。所有这些作品都表达了既让人羞耻又让人惊恐的无能为力，表达了让人感动得死去活来的无能为力，雷格尔说。《白胡子男人》这幅画在三十多年里抵挡住了我的理智与情感，雷格尔说，因此对我来说，它是艺术史博物馆所陈列的绘画当中最可宝贵的。仿佛我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坐在这张长椅上，正好在这《白胡子男人》的对面。所有这些所谓历代大师都是失败者，他们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注定要失败，观看者在他们作品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发现他们的失败，在每一笔画里，雷格尔说，在最小的、极其微小的细部里。
我们有什么没有想到、说到，我们以为自己是内行、权威，其实不是，这是喜剧，假若我们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办？那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