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作者「安德烈·纪德 André Gide」，译者「余中先」。非常有启发性的系列讲座，建议所有喜欢陀的人都读一下，也不长。里面学到的最关键的词是「谦卑」，这个词是最能代表陀身上的宗教性与民族性的。这个系列的讲座也重点介绍了陀身上的宗教性（天主教）与西欧的天主教的区别，讲他与当时欧洲作家最根本的不同之处，讲他笔下人物的象征性多于真实性，讲陀的民族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性的区别（也不知道该说陀神奇还是斯拉夫这个民族神奇），以及他的「反智」。以及读了陀的信才知道这么厉害的小说家写小说也写的这么痛苦（
（“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封信里这样说。）
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要谈论这样一本毫无修饰的赤裸裸的书，我心里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小说很长，有六个部分（《罪与罚》）。11月底，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写完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把稿子都烧了！现在，我承认我不喜欢那稿子。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提纲吸引了我。我又开始重写，没日没夜地写，但进展很慢。”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工作，但什么都没做成。我整天都在撕毁。我十分气馁。”另一处：“我整天工作，脑子发蒙，犯傻。”另一处：“我在这里（旧鲁萨）像苦役犯那样工作，虽然室外是一片大好春光，我应尽情地享受。我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第一次给N夫人写道：“我知道，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您可以想象，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是习惯性的希望救了我，有一天，上帝将赋予我很多的力量和灵感，我将能更完全地表达，总之，我能把心灵和幻想中所包含的一切都展现出来。”
这离巴尔扎克，离巴尔扎克的那种自信和那种不求完美的粗枝大叶有多么遥远！福楼拜曾对自己如此苛刻过吗？曾经经历过如此艰苦的斗争、如此狂烈的劳动吗？我想未必。福楼拜的苛求纯粹是文学性的。如果说，福楼拜在其书信中首先讲述的是自己的劳动，那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劳动，虽然不能说他对此加以了吹嘘，但至少他是以此为荣的；同时，那也是因为福楼拜取消了其他的一切，认为生活“是一件极其丑陋的事，忍受它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它”，并将自己比作“烧毁乳房以便拉弓的阿玛宗女骑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没有取消，他有妻子儿女，他爱他们；他不蔑视生活。从苦役犯监狱中出来时，他写道：“至少，我已经生活过了；我痛苦，但我毕竟生活过了。”面对自己的艺术，他表现出了忘我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不那么高傲，不那么自觉，未经过深思熟虑，却更为悲壮，更为崇高。他喜欢引用泰伦提乌斯的话，认为人类的一切对他都不应该是陌生的：“人没有权利回避和忽视世上的一切，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高的道德理性：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等等。”他毫不回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充分地承受它们。当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去世时，他这样写道：“于是，突然间，我又变成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却写道：“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他那时候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他又结了婚。
“我从事文学已经有三年了，我已经晕了头。我不在生活，我没有时间思考……人们为我创建了一种可疑的名望，而我不知道这一地狱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不想再扩大本来就已经十分广泛的话题，今天，我并不寻求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我只想指出它所包含着的被西方人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因为西方人不怎么习惯这种对极端相反的东西的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坚信，在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在个人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这些矛盾只是表面的。他认为，如果只明白这一重要问题许多侧面中的一面，那么，对立的各派别离真理都是一样的遥远。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引用他的话，它无疑将比任何的阐释都更能说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难道必须失去个性才能达到幸福吗？拯救存在于抹却之中吗？要我说，恰恰相反。不仅不应该抹却自身，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个性，甚至要达到一个比西方还更高的程度。请理解我的话：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地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级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一种彻底发展的个性，十分坚信自己有成为一种个性的存在权利，不再为自己担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说，只能服务于一个用途，只能为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好让所有的其他人都成为同样自由而又幸福的个性这是自然法则：正常的人都要达到这一点。”
这个答案，基督早就教导给他了：“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出于对自我的爱），必真正救活性命。”
1871年到1872年的那个冬天，五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他在给雅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应该承认，衰老已经到来；但是，我不怎么想它，我还准备再写（当时他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一些最终能让我满意的作品；我还等待着生命中出现新东西，但是，很可能我已经收获了一切。我对你谈到我；是啊，我是那么的幸福。”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感觉到潜伏着的，正是这一幸福，这一超越了痛苦的欢乐。尼采早就彻底地嗅到了这一欢乐，而我最怪罪于德·伏居耶先生的，恰恰是他没能觉察到这一欢乐。
在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学中，我说的不仅仅是法国文学，而是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奇迹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
因此，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们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而成为所谓的象征。他们也从来不是什么典型，如同在我们的古典戏剧中那样；他们始终是个人，跟狄更斯笔下最有特点的那些人物一样特殊，与任何一种文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肖像一样，被描绘得同样有声有色。
我们还必须补充说，其他的人物，近景中的大人物，他就不去描绘他们，而是让他们在整本书的过程中自己来描述自己，而且，描画出的肖像还在不断变化，永远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人物永远处在成型的过程中，始终难以从阴影中彰显出来。我顺便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跟巴尔扎克实在是太不相同了，巴尔扎克最基本的考虑，似乎永远是人物的完美结果。巴尔扎克的描绘类似大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绘类似伦勃朗，他的那些画属于一种如此强有力的、而且常常还是如此完美的艺术，以至于在它们的后面，在它们的旁边，是不会有太深的思想深度的，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永远是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不应该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
以下就是1849年7月18日的信，是他在等待着判决时在监狱中写的：
在人的身上，有着坚韧度与生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说真的，我原来并不相信它们会有那么多。而现在，我从亲身的经验中知道了。
然后，在8月份，他疾病缠身的时候：
丧失勇气实在是一种罪过……尽力地工作，con amore，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还有，1849年9月14日的信：
我早先想的更糟糕，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他们让我们亲吻了十字架，他们在我们的头顶上折断利剑，他们还给我们做了最终的清理（给我们换上了白衬衣）。然后，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捆到木桩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个，他们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处决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们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于是，我明白到，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告别，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最后，响起了撤离的信号，他们放回了已经被绑在木桩上的人，他们向我们宣读了沙皇陛下的赦令。我们得救了。
这封信写于1865年3月31日：
您兴许知道，四年前，我哥哥创办了一本杂志。我也帮着撰稿。一切顺利，我的《死屋手记》当时大获成功，它重新确立了我的文学声誉。刚开始创办杂志时，我哥哥欠了一些债，正当债务开始偿还时，1863年5月，杂志突然被查封，原因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爱国主义的文章，其激烈的措辞被认为是反政府行为和反公众舆论行为。这一打击要了我哥哥的命。不仅借东债还西债，而且健康状况也恶化了。当时，我并不在他身边，我在莫斯科，在我濒临死亡的妻子的床头。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您当时写信给我，因我失去了我的天使，失去了我的哥哥米哈依尔而安慰我，你实在不知道，命运欺压我到了何等的地步。另一个爱着我也被我深深地爱着的人，我的妻子，也因肺痨而死在了莫斯科，她定居于莫斯科才一年。1864年的整个冬天，我一直守候在她的床头。
……
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她，然而，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并不幸福。当我见了您的面后，我会告诉您那一切的。您只需要知道，尽管我们在一起很不幸福（由于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病态的反复无常），但我们无法不继续相爱下去。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齿相依。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确实如此。她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女人中最正直、最高贵、最慷慨大方的。当她去世时（尽管在整整的一年中，看着她慢慢地走向死亡，我是那么的痛苦），我依然不能想象，我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和痛苦，尽管我非常看重并难受地感到随她一起被埋葬的那一切。一年已经过去，而这情感依然如旧……
我埋葬了她之后，便匆匆赶去圣彼得堡看我的哥哥。我只剩下他了。但是，三个月之后，他也离我而去。他只病了一个月，而且看起来并不严重，但病情突然就变了，短短的三天里就夺走了他的生命，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于是，突然之间，我又变得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绝望的呐喊声之后半个月，也就是在4月1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
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
再也没有四十年的朋友了。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
人种差异的最鲜明之处或许莫过于理解荣誉的方式。在我看来，文明人的秘密活力之源并非如拉罗什富科所说的在于自尊心，而在于我们称为“荣誉点”的感情。这种荣誉感，这个关键点对法兰西人、英格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来说并不完全一样。然而，与俄罗斯人相比，所有西方民族的荣誉点似乎可以混为一谈。了解俄罗斯式荣誉的同时，我们将发现，西方式荣誉是如此经常地与福音教义相违。与西方荣誉感背道而驰的俄罗斯人的荣誉感却和《福音书》颇为一致。或者不妨说，基督教的宗教感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常常超过了荣誉感，超过了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荣誉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些人物因侮辱而深深地扭曲了本性，从可憎的道德败坏中寻找到快乐与满足。当《少年》中的主人公刚刚开始感到自尊心受到残酷的凌辱时，他说：
对我不幸的遭遇，我真的感到有什么怨恨吗？我不诅咒。从我记事的幼年起，每当有人侮辱我，我心中立即就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要傲慢地沉溺于堕落之中，要迎合欺凌者的心愿。“啊！你侮辱了我吗？那好吧！我再自辱吧，你瞧，你看！”
因为，倘若谦卑是对傲慢的拒绝，侮辱则相反，只会增强傲慢。
最近，通过连续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全部作品，我仿佛觉得，他的笔下有一种相同的划分法，虽然不那么明显，却几乎同样简明，而且似乎更加意味深长。人们并不能以善恶的多寡，也不能以心灵的品性，来划分他的人物的等级（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可怕的词），而要以他们傲慢的程度。
苏代曾指责我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牺牲了巴尔扎克，我想他是想说祭献了他。有必要做辩解吗？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佩固然是强烈的，但我不认为它让我变得盲目，我当然承认巴尔扎克的人物比那位俄罗斯小说家的人物要更为繁复多样，他的《人间喜剧》也更为绚丽多彩。然而，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到了更深的区域，他触及了任何小说家都望尘莫及的要点。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的所有人物都是从一个模坯中出来的，傲慢与谦卑是他们行为举止的动力源泉，加上剂量的多少与差异，他们的反应也就足够丰富多彩了。
在巴尔扎克的书中（如同在整个西方社会中，或更具体地说，在法兰西社会中，因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提供了它的形象）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却几乎不起任何作品，第一个是智力，第二个是意志。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如同在《福音书》中一样，天国属于精神上的穷人。在他那儿，与爱相对的，并不是恨，也不是头脑中的深思熟虑。
与巴尔扎克的作品正相反，假若我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坚强人物，我会立即发现，他们都是可怕的人物。比如名单上的头号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他首先是个野心勃勃的、想当拿破仑的文弱书生，最终只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一个无辜的姑娘。再看看斯塔夫罗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伊凡·卡拉马佐夫和《少年》的主人公（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唯一一个从生下来，从懂事起就抱定一个主意活着的人，他立志成为一个罗思柴尔德，但仿佛是一种嘲弄似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再没有一个比他更为懦弱、更受人摆布的人物了）。他笔下人物的意志、他们拥有的智力和意志，仿佛在逼迫他们走向地狱，要想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智力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的答案是，它扮演了魔鬼般的角色。
他的最危险的人物也即是最聪明的人。
我并非仅仅想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意志与聪明只为恶而施，而是说，当它们试图向善时，它们所施的德行只是一种骄傲的德行，这种德行导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弃个人意志，只有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帝之国。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尔扎克也是一个基督教作家。但在对照两种伦理学时，我们能够明白，那位法国小说家的天主教与这位俄国小说家的纯粹福音学说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天主教精神与纯粹基督教精神有着何等的不同。为避免过分的冒犯，我们不妨可以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福音书》和拉丁精神结合的产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喜剧则是《福音书》与佛教、与亚细亚精神结合的产物。
苏代先生乐于指出他的错误，过去，苏代曾在《时代》杂志的专栏上撰文评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在这些文章中只能找出平常的新闻笔调，这样的评价我很乐意赞同。但是当苏代补充说，这些文章使我们得以透彻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就要唱反调了。说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最让他感兴趣的问题。应该弄清楚，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不比社会问题重要，而社会问题又不比、远远地不比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来得重要。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的最深刻、最稀罕的真理，是心理范畴的真理。我要补充说，在这一领域，他所显示的思想，常常只停留在提出问题上。他不寻求解决，而只寻求陈述，因为这些问题极端复杂，且又互相纠结，互相交错，所以，对它们的陈述经常会变得糊里糊涂。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他最珍贵、最精微、最新颖的思想，我们应该从他的人物的口中去寻找，而且并非一定要从主要人物那儿去找。最重要、最大胆的思想常常被赋予次要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以自己的真名实姓出面，就会变得口笨舌拙，非常不善于表达。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为观察而观察。他的作品绝不诞生于对现实的观察，或者说，至少并不仅仅诞生于此。它也不是诞生于一个预先设计的思想，因此，它不是理论的，而是沉浸在现实之中，它诞生于思想与实践的相遇中，于两者的混合（英国人用的是Blending一词）之中。这两者紧密相结合，以至于很难说哪个因素超过了另一个因素，可以说，他小说中最为现实的场面，也是最富有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场面，更确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事件受孕于思想的产品。
你们还记得圣莱阿尔修士的那句话吧：“一部小说是人们沿途照过去的一面镜子。”假如司汤达没有拿它来表达他的美学观点，那它倒显得有些愚蠢可笑了。在法国和英国，自然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是属于这样的基调的，如勒萨日、伏尔泰、菲尔丁、斯摩莱特等人的小说。然而，再没有谁的小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离这个框框更远的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以上列举的小说之间，在他的小说与托尔斯泰或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着可以存在于一幅画与一个全景之间的一切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一幅画，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光线的分配。光从唯一的一个光源处照射过来……而在司汤达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常的、平均的、弥散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从四面看去它们都一样。它们没有影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使光线只照在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需要，即结集、集合、集中，在小说的一切成分之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互相关系和互相依赖。他笔下的事件不像司汤达和托尔斯泰小说中那样，沿着一条溪流缓慢而平稳地发展，而总有一些时候互相混杂、互相纠结到一个旋涡中去。故事叙述的因素——伦理道德的、心理的，以及外部的——正是在旋涡中分而后合，离而又聚。在他的笔下，我们见不到任何线条上的简化和净化。他喜欢复杂性，他保护复杂性。情感、思想、爱欲从不表现为纯的状态。他在环境中制造真实。在这里，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注意到他对人物性格的描绘。但是请允许我先给你们读一段雅克·里维埃关于这一点的著名评论：
小说家的头脑中一旦有了人物的形象，他便有两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将他们文字化：抑或强调人物的复杂性，抑或坚持人物的和谐性。在这个他将充实的灵魂中，要么他可以制造出整个阴暗，要么他可以通过描写为读者消除阴暗；要么他保留着自己的洞穴，要么他将它们暴露无遗。
「假如我还是一个无用的人，假如我还为此而痛苦……不，我知道我无比坚强。你会问，我的力量在哪儿？它恰恰是在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的高度适应之中，这是我这一辈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拥有的一种特别能力。没有什么能摧毁我，没有什么能压扁我，没有什么能让我吃惊。我有看家狗的顽强生命力。我极其轻松地将两种相反的感情同时装在心中，这一切无需费力，全都自然而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与爱相对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虑，这一点他并未明说，但有所暗示。对他来说，智力恰恰是使人个性化的东西，是与上帝的王国、与永恒的生命、与那种超乎时间之外的真福相对立的东西，因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弃个体，投入到某种笼统的团结的情感中去。
他还说：“正是由于没有接受痛苦和罪恶，美洲才还没有它自己的灵魂。”
如果说，尼采的超人——它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基里洛夫所认为的超人是有区别的——的格言是“变得无情”，这一格言常常被人引用，却也常常被人歪曲，那么，他要表现的这一无情，不是针对别人的，而是针对自己的。他要超越的人性，是他自己的人性，简而言之，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一问题出发，对它提出了不同的、相反的解决办法。尼采提出肯定自我，认为这是生命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放弃自我。尼采预感到的一个顶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那里看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