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豆瓣看项飙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书评。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我正在读他写的关于北京浙江村的书《跨越边界的社区》，只是偶然看到了一个他的访谈提到了这这本影响很广的书，就好奇地翻一翻这里的书评。有一篇评论是在批评项飙，评论是这么说的：
那么，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人类学中只讲实然不讲应然的倾向，恰好迎合了年轻的读书人重描述轻批判、去政治化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或许可以类比于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是一种精神麻醉法，而实证式研究的麻醉效果更好，因为它使一种被迫的要求变成主动的选择，从而营造出积极介入现实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项飙的主张正在为庸俗的实用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是“大家都不容易”这一常见的消极论调的学术升华。
在我的偏见里，人文学科的精神在于以一种深刻的片面性切入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绝不是在小心的描述中尽力避免作出大胆的假设和结论。身处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不能迷失在细节中，失去宏观的判断。不从立场出发看问题，反而永远看不清那些显然不在少数、只以立场出发看问题的人已经带来和即将带来更多的危害。有时恰恰需要先有结论才有行动，在行动中修正结论。在某些历史时刻，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明确结论当然伴随危险，但知识分子恰恰要勇于应对、仔细辨析这种困难，而不是把“审判权交给人民”。正如汤因比在谈到希特勒时指出，假如一个人像在写一份气象报告那样去描述希特勒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场面，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公正，他已经在偏袒希特勒了，因为他已经在把邪恶当作仿佛是正常的和普通的东西了。
我个人能理解这个读者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他可能把全知识分子的希望都寄托在项飙老师身上了。一个人类学家本来就不能够，也不应该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反而项老师对自己的历史使命认知的非常清楚：他在一篇文章里是这么写的：
人类学的要务是去充分、精确地描述那些主流看不见、不愿意面对的多重社会矛盾，去把握和表达那些在主流眼里不应该存在的人群的想法，以边缘的经验来质疑中心的理论，从而帮助大家从主流话语中解放出来。
要想清楚自己是谁，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为谁研究，为谁写作。如果在今天一个强大的声音让你忧虑，那么最可以做的，也许就是一笔一画地描出另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很微弱，但是只要它是基于具体的生活经验，它就会像远处的雷声，含糊但有底气，就会在大地上的不同角落引起共鸣，就有可能汇聚成有制衡力量的潜流。
简而言之，他希望自己承担的是记录官的工作，特别是记录那些边缘人群、记录与主流舆论相悖的东西，同时也解释这些发生的原因，诠释他们之所以发生的土壤，他认为自己不是英雄，不是革命家，也不是领导者。他天然有着反权威、反单一观点的倾向。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谐，自身与过去的和谐，个人与社区的和谐，权力上级与下级的和谐。而和谐当中最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足够大的缓冲区、足够广的对话的空间。一个庞大的社会和个人是不同的。个人可以说变就变，但是一个庞大的社群，假若要做转变，方方面面都会被牵涉，一定会出现很多痛苦。那些革命家可能自豪于自己能引领时代，但他们其实只是正好站在了那个口子上。至于到底谁能赌对这个口子还难说，一个政策的长期影响也会在未来改变人们对当时决策的看法。从理性上看，公共决策是一个技术活，本来就已经很复杂了，更别说当下参杂各种政治的决策了。所以项老师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能留给未来留下一种可能性，一种可以纠正当前错误的反对力量，这种力量会在错误即将成型时进行反制。
为了创造一个过渡地带，一定要有人承担分析与记录的职责，这些人可以是记者，可以是非虚构作家，可以是人类学家，等等。这种人，可能是性格和环境早就，他们需要有热忱，也需要很冷静，需要能进入环境，也需要能离开一定距离观察。如何掌握恰当的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这个回复的读者，似乎把这种平衡术想的太简单了，TA 给我一种很强的权威者的色彩，给人很强的进攻性。这种进攻性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在这存疑，因为我也不知道。历史上有很多有进攻性的领袖，他们喊着很响亮很诱人听着很正确的口号，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推动社会大幅度进步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振臂一呼的感觉是很迷人的，我们需要克制这种迷人的诱惑。
豆瓣上还有另一个读者针对这个回复作出了回应，我非常喜欢，TA是这么写的：
书中没有结论，感觉恰恰是项飙想要达到的。书中多次提到的是，不想只有单一化的声音，不想用一种话语代替另一种话语。立场太多，所以连小的共同体都难以达到。虽然项无论是北大还是海外的经历都远非常人所及，虽然对话发生在2018年而自那时起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但是毋宁说在无论是能说出来的还是不能说出来的汹汹的意见中，项给他自己提的要求不是理论不是立场，而是可沟通性，是先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然后去寻求公约数。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书评中朝阳群众都是乡绅的说法，多少人口中的时局政治只是谈资说说就过去的，并没有当作严肃认真的事来看。项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并不想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在做的也不过是现在能够做的做打火机的工作，虽然调子不高，可能他觉得这是他能做且能做好的。左派右派如果自己都无法取得约数，只是放高调门吵的话，只是自娱自乐。大部分人并不是万事不关心的愚民，但也不欢迎自命掌握真理人的教诲。把问题说清楚不是那么简单，但踏实去做，至少不会再多一些无谓的空话套话以及喊口号的满足/优越感，也是书中说的“那些空洞的话渐渐也就不会有人听了。对话留的空间，切实思考自身处境，清楚明白表达建立沟通的前提远比文中的表态立场要重要，否则不管哪派得势，斗争的思维一日不除，都是换汤不换药。做些建设和解的工作也需要勇气和毅力。再说文中明白的说”不让说话绝对不是领导权“，难道无论哪个立场，现在都是“只要不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就是反对”的了吗？
也许从历史的趋势上来说我们看错了，我们这样的人会被当作犬儒，被改革派认为是维护当下的权力中心，被当权派认为是创造社会对立。无所谓了，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斗争，各方自套上一些自认为正确的理论，最后看哪方势力更大、声音更响。现在的舆论场不就是这样吗？像开篇这位读者的人，虽然 TA 认为很少，但我认为太多了，正是因为这些人一直在强迫别人反思、一直在指出别人的甚至是道义上的错误，而从来不会思考为什么会造成当今这个局面，才给本来就割裂的舆论场又添了一把火。社会从来不是英雄主义的，它需要的是一个平衡，在所有人的互动中恰到好处的平衡。从历史上看，大家都选择了一个可能不是最高效，但是是大家都能承受的一种。那些打算打破一切传统的，一半确实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另一半造成的苦难，或许整个文明史都写不尽。
无论如何，我的性格导致我更偏向于项飙老师的这种思考方式。我相信他的这些工作，还有那些许多欣赏他的支持他的志同道合的人做的工作，像是网上各种各样的非常细致的社会侧面分析文章，会为当今社会提供一种很稀缺但很宝贵的土壤，未来或许有人能在那上面种出自己的、对社会有十分影响力的东西来，但那是后来者的事。